据历史学家考证，“她”第一次说出“死亡是神赐予人类的恩典”，是在2527年。
在那之前的一年，世界降生管理总局发起了“追忆运动”，倡导人们去古代典籍里寻找珍惜时间的感觉。于是，大汉帝国降生管理总局负责这项运动的人把“逝者如斯夫”和“譬如朝露去日苦多”之类的文字做成全息投影，放置在每个郡的主城的上空，还找了一大群明星朗诵这些话，并在他们能找到的每一块屏幕和弹窗上反复播放。
这在当时被看作一项进步。因为“譬如朝露去日苦多”是汉贼曹操的诗句，而大汉帝国总是尽量避免跟这个名字产生任何瓜葛。也就是说，帝国总局把这句话加入“追忆运动”，还是冒着一定风险的。
但这也没起到什么效果。要知道，事实总是胜于雄辩，如果人人都接受了基因编译，能够让自己的生命永远维持在40岁左右的状态，他又为什么要珍惜时间呢？
大家所不满足的，是过了这么多年，人类的生物技术居然还不能把人体固定在20岁左右的状态。科学家对此的解释是，人体在新陈代谢最旺盛的阶段和开始走向衰落的初期都处于“非均衡态”，技术无法固定这样的状态。
所以，如果提醒一个16岁的少女“你要珍惜青春韶华”，可能还有点用处（至少她会点点头），可一旦她的年龄超过36岁，那么直到360岁，她都不会再对“珍惜”这个词感兴趣了。
“就像古人也不会因为珍惜空气，就减少呼吸的频率一样。”吴鼐这样概括这件事的原因。
但问题是，局里干吗非要干这件事、而且铁着心干了两百多年呢？只有很少的人能理解。
庞黄认为吴鼐是其中之一。根据他的说法，这是为了让人类保持进取心。
“看过《搜神记》吧？那些神仙活了几百万年，为啥连飞机都没发明出来？”有一次，吴鼐忽然悄声说，“就是因为他们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浪费，所以干什么都不急。”
庞黄觉得这话很有道理。他研究历史的时候发现，19、20、21这三个世纪的史料多得惊人，几乎每天都有重大发明发现，无论什么领域，人类的探索和创造都呈现出几何增长的趋势。可是，自从2209年《永生宪章》通过之后，史料就变得少多了，有时候连续几个月甚至几年，全球都不发生什么值得记载的大事。
当然，科学家们仍然在干活。毕竟除了永生，人类还有很多其他追求。
只是一切好像都慢了下来，古代科学家常说的那句“但愿我在有生之年……”变得跟挤公共汽车一样不可思议，大家好像都不急于取得新的研究成果。事实上，不光学术界是这样，全人类好像都患上了一种慢性病，除了那些运动员，大家似乎对“速度”失去了概念。
不过庞黄或许应该感谢这种慢性病——事实上，他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“永生权”对当代人类心理的重构。虽然导师要求他删掉了“人类接受新知识、新理念的黄金年龄段是3—25岁，由于大多数人活了太久，新生人口又太少，导致全球思潮更新缓慢”那一大段，但剩下的部分已经足够为他争得一个优秀论文名额。
世界降生管理总局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。他们似乎觉得，作为肩负全人类福祉的机构，自己有义务提醒大家珍惜时间，甚至维持人口的代际替换。
他们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，包括去每一本古代典籍里寻找灵感。
找着找着，一些比较极端的人就在一本名叫《精灵圣钻》的古代小说里找到了他们的“圣经”：死亡是神赐予人类的恩典。
嗯……死亡……神……人类……恩典……
这几个词经常在庞黄的脑海里萦绕着，尽管他并不确定它们到底有什么深意。
相对于普通人，庞黄接触死亡的机会要多得多，毕竟他干的就是这行。可他真的理解死亡吗？
他只知道，人类虽然可以长生不老，却不是不死之身，恶性疾病和意外事故仍然可能夺走人的生命（当然，这很少发生）。不过，“死亡”这件事本身的意义，以及古人对它既抗拒又无可奈何的心情，他很难理解。
还有“神”和“人类”这两个词，在这个时代，它们几乎是同样的意思。古人曾有种很浪漫的传说：神创造了人，可现在大家都知道，是人创造了人。
这一切可能是从生物学家对抗HIV病毒开始的。在古代，由这种病毒引起的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（艾滋病）是不治之症，而且这种病会经由父母传给孩子。为了让患有艾滋病的父母生下健康的孩子，科学家们发明了精子清洗技术，不过也有些充满想象力的科学家不喜欢这种办法，他们更愿意从人类基因上动脑子。
后来，据说是在21世纪早期的某个年头，吴国的某个科学家根据CCR5基因变异能产生HIV-Ⅰ型抗体的原理，用某种向导RNA人工制造了CCR5基因的delta32变异。他把这项技术用在了人类的胚胎上，使至少一位孕妇生出了基因被编辑过的胎儿（确切的数字没有公布，据说可能有6位），这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有人公开编辑人类自己的基因。
从那时起，人不再是“自然”的。当时的学术圈炸了锅，几乎全球的科学家都谴责这项技术，同时他们还声称，这项技术其实早已成熟，只是由于它违反人类的伦理，所以不能继续开发。
但是，总有人去开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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